那个在家中跳楼坠亡的女局长，首先是一位母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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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| Arthur Chen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
简介：心理圈稀有性别男颜值高咨询师，长相年轻、内心成熟的代表人物。座右铭：惜时惜人。咨询小时数：3000小时，研究方向：职场心理、婚恋两性、身心疾病、朋辈心理辅导。近期关注：要事第一、正念减压、网络时代人际沟通。
编辑 | 一杯咖啡全媒体编辑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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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监局，女局长，在家中跳楼坠亡……
把这样的信息放在一起，确实很容易引发网友的遐想，特别是药监局一直是中国国情之下的腐败“高危”部门。
所以，2021年1月11日，广西药监局55岁女局长文东旭跳楼自杀，便引发了诸多猜测。
然而，实际情况是，她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，在此前一日因为抑郁症自杀了。
这才是她悲痛欲绝，选择走上绝路的真实原因。
在为她们母子二人以及这个家庭的不幸感到惋惜的同时，我们又该从这起悲剧性事件以及围绕这一事件的舆论中反思什么？
我认为至少有三点：
1、人的身份是多元的，不要只看到一个人的职业属性。
2、优秀职业女性，并没有大家看到的那么坚强。
3、增强大众的危机干预意识，应该成为当下的重点任务。
我会分别详述这些观点：
目前的媒体报道有一个趋势，比较喜欢关注当事人的“职业属性”。
当然，比较光鲜的职场背景和比较特殊的工作岗位，都是非常重要的属性，确实也更容易被人关注。
比如，同样的出轨，你隔壁邻居家的男女之事，肯定没有某猫总裁的男女之事吸引人。
但是，这个职业属性又和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有什么关联呢？
一个人的身份其实是多元的，从来就不只是只有职业属性，因此也不能用职业属性去框定他们的言行。比如，在出轨这件事中，就是一个丈夫背叛了妻子，与他的职业身份其实是无关的。
然而，目前用一个人的“职业属性”去简单标签化的现象太过普遍。这是有问题的，也值得引起警惕。
这两天一样备受关注的女法官因为拒绝请托被刺死事件，各方也都在强化这位受害者的“职业属性”。
我并不是要重复“去标签化”的论点。虽然我一直很反感标签化，但是我也知道，不能高估人性，标签化始终是绝大多数人最快捷地认知陌生事物的方法。
只是，万不可乱贴标签。
比如，当你强化这位受害者“职业属性”的时候，这件事就变成加害者对法官这种职业有不满，所以恶意攻击之。
然而，实际上加害者是受害者的初中同学，是有一定社会往来的旧友。她为了完成这次行凶，甚至到受害者小区“潜伏”，做了几天的保洁，才找到机会下毒手。
这种往日的情分，以及如此周密的筹划，如果说只是出于对法官职业的敌意，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。而一个“昔日好友”因为对“旧闺蜜”弃自己于不顾的心生不满、因为她过得比自己好的心有妒忌，这种强大的报复心使然才更符合常识和人性的弱点。
因此，在这里，“职业属性”是其次，并不是第一位的属性。
搞清楚这点重要吗？
当然很重要！
如果把重点关注在“职业属性”上，我们就会关注为何这个职业会受到如此待遇、会发生这样的事。然而，这个归因是错误的，也很容易用错误的方式来应对，从而失去了检讨和解决真正问题的机会。
我看到不少言论就把检讨的重点放在如何捍卫“公平正义”上。
当然，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大错，但是你即便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也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闺蜜之间的羡慕嫉妒恨带来的深层问题。
而下一次，可能职业属性又会换成“医生”、“护士”、“教师”，而实质性的问题还是在那里，因为看不到所以未曾被重视，这才是更加悲剧的地方。
因此，我必须反复提醒：
你要贴标签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一定要问问自己，你贴对标签了吗？
这位女局长的坠亡事件，也是如此。
很多人只看到了她光鲜亮丽的职场身份，却没有看到，在这一起悲剧事件中，实际上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属性，即是一位母亲。
作为一个母亲，面临儿子发生如此重大的事情，相信天底下其他母亲和她的心情是一样的，一样会心如刀绞，一样会悲从中来，一样会难以自已。
在这个时刻，如果你一定要贴标签，也先记住她的母亲身份。
她不是因为是局长才坠楼的，而是因为一位母亲承受不住悲痛而坠楼。
切勿因为其职业身份搞错了重点。
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如何帮助这样的母亲，这和她是什么职业其实没有什么关系，也不应该在她的职业上大做文章。
当然，在我们分析其他社会事件的同时，也请留意这点，否则你很容易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。
诚然，文局长是一位优秀的职业女性，在人们搞清楚她是因为儿子的不幸选择轻生之后，确实也有不少人开始放下“职业属性”的标签，开始关注她的“伦理属性”。我看到有人这样评价：
一个女性事业再成功，又怎样？到头来自己的儿子管不好，所有的成功都成为泡影了。
你每天忙活工作，这就是导致你儿子自杀的原因……
文局长儿子的抑郁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不得而知，因此我不妄作揣测。斯人已逝，我们也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恶语评断。
但是，这些评论倒是提醒了我，她的事业成功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助推了她的不幸结局：
1、优秀职场女性往往对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“降低”更为在意。
一个人的职业发展表现优异，也就意味着他对自己会有比较高的自我评价，同时这个人也往往比较关注自己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。
特别是在中国，讲究“齐家治国”，即工作要搞好，家庭也要搞好。
而女性领导干部，家庭经营的怎样往往也是评判标准之一。
所以儿子跳楼自杀，即便有再多的个人因素，会成为对她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的一次重击，这会引发一个人强烈的羞耻感，而这种感觉会让人恨不得脱离地球的。
2、能够搞定其他事，就是搞不定孩子，会引发强烈的无能感。
优秀职场女性，特别是已经坐到她这个位置的人，不能用“呼风唤雨”形容的话，也已经是非常能干的人了。
特别在职场环境中，他们常常能够“hold住”一切艰难复杂的局面，这既是别人对他们的评价，也是他们自信和自尊的来源。
然而，这一切在儿子选择自杀之后化为泡影：
你那么有能耐，怎么搞不定自己的孩子，孩子还要去死？
即便别人不怎么说，他们也会这么想。而这样的信念会诱发一个人对自己产生无能感。
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药监局这样的部门，对于医学和药学知识的了解远超一般社会大众，是不会对抑郁症这样的常见疾病缺乏基本认知的。当然，对于抑郁症需要服用的精神类药物，也有着比一般社会大众更清楚的认识。
其他家庭的孩子因为抑郁症选择自杀，父母还能用“我又不懂”等作为宽慰自己的托词，但是这位局长恐怕没办法这么说了。而这又会加重她的无能感：
我即便是一个药监局长，我也救不了自己的孩子，我活着还干嘛呢？
3、事业女性容易对子女产生负疚感。
文局长是否关爱儿子，是否花了足够的时间给儿子，她的关爱与儿子自杀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不得而知。
但是，我比较同意一些网友的“猜测”，不过角度另有不同。我认为这些“猜测”恐怕在文局长去世之前，是进入过她的脑海的：
因为她是事业型的女性，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，更容易陷入到内疚之中。
她们会更容易把自己的忙碌工作和孩子的自杀联系起来，从而深感自责：
因为自己花了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，因此忽略了对于孩子的关心，没有及时发现孩子的心理异常……
在强大的冲击之下，当事人都会试图找原因，特别是找自己的原因，而事业型女性很容易找的原因（不管事实是否如此），便是自己是否过于关注工作，从而疏忽子女。
如果这种自责和内疚的感觉，一旦大到自己无法承受的境地，便很容易走极端。
因此，千万不要认为，优秀的职业女性因为在工作上事事都能搞定，所以面对家庭变故也一定能够坚强面对，这种“你别的事情都能坚强，怎么这件事过不去”的论调不仅无情，而且是完全搞错了方向，恰恰她们在事业上过于成功，所以面对家庭挫折可能会更加敏感和脆弱，也更加需要引起关注。
当我们放下她是一个女局长的身份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刚失去成年孩子的老年母亲，看到的是一个遭遇信仰和人生意义双重打击的女性。
她遭遇的是切实的人生危机。
她作为母亲的悲痛心情可以理解，但是我们也要小心，要反对那种因为她是母亲，所以做这样极端的事情就是合理、是可以的评论。
实际上，她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。
我们真正该反思的是，在她遭遇如此大的冲击之下，我们该做些什么帮助她度过难关？
而像她这样的人，并不少。
2020年以来，全人类遭遇的这场疫情，其影响力远不止于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交往产生影响，实际上更深远的影响是我们的心灵。
作为一位专业心理工作者，出于职业敏感和社会责任心，我在2020年2月就发出过警示，疫情受感染的人数，可能远远小于因为疫情导致心理问题的人数。有很多人可能可以幸运地躲过疫情或疫情带来的冲击，但是可能逃不开这场危机带来的心理冲击。
“你对人生所有的规划，抵不过命运一次不怀好意的安排”。
危机的类型可能是这样重要他人的突然离开，可能是其他的，但是可以预见的是，在这样重大的人类危机之下，其实每个人都可能面临一场甚至多场心理危机。
幸运的是，人类多灾多难的历史也足够漫长，而人类已经找到了一些应对这些心理危机的规律。
这在心理工作领域被称为“危机干预”。
危机干预就是针对在突发性事件之下，为了帮助人们度过心理难关而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和操作。
对像文局长这样的人来说，真正需要的正是及时的心灵危机干预。
一个人一时之间承受过大的创伤，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化解这种创伤带来的冲击的情况下，是很容易选择激情自杀的，他们的自杀风险本来就很高。
因此，在面对身边人自杀这样的冲击性事件之后，一般我们需要这样提供“危机干预”：
1、对直面这场冲击当事人，如近亲属、关键朋友等，进行及时的心理辅导，共同处理这场危机事件。
自杀事件很容易诱发传染，如果不加干预，第二、第三起很容易跟着来……因此，介入速度要快，而且面要尽量铺得更开。
2、对受影响比较大的相关人士，进行24小时的贴身关怀。
这主要就是防止他们像文局长这样会一时间想不开。
一般来说：
1）在事件发生的一周内，要提供24小时的贴身保护，以免冲动行事。这时候吃住都要在一起，家中比较尖锐的物品、门窗等都要严格看管好，不要给他们独处的机会。
2）在事发之后的三个月内（特别严重的要在六个月内），也要重点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。如有必要，应提供定期的专业心理咨询，并且服用药物，以帮助他们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。
可惜的是，文局长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支持。
要知道，这还是发生在有相关医学常识的工作环境和家庭环境中，可想而知在其他的社会大众的认知层面里，“危机干预”更是何等陌生的事物。
如果看得更加长远一些，文局长的儿子因为抑郁选择自杀，何尝不是可能欠缺了及时的危机干预所致？
危机干预没办法保证每个陷入困境的人都能重新爬起来，都能渡过难关，但是我们做过干预和完全不加干预肯定是两码事。
因此，在为文局长母子感到心痛的同时，我也想大声疾呼，到了高度重视危机干预的时候了，要把危机干预普及化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落实。
为了挽救更多生命，阻止这样的悲剧事件继续发生，我们不能再继续坐以待毙了！
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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